路上,韩云一路絮叨:“小徐同志,范亚新全招了!作案过程跟你推测的几乎一模一样。他和王红梅确实有不正当关系,每次都是半夜翻墙私会。这次他见财起意,又知道你和王红梅有过节,干脆杀人嫁祸给你。”
徐怀却忽然插话:“韩科长,两万块不是小数目。王红梅一个人怎么带回家的?有没有同伙?你们得再查查。”
“我们会重新梳理案情。”韩云点头。
顿了顿,徐怀又道:“另外,如果我没猜错,我家肯定被你们彻底搜过。那三百块钱现金,请还给我。”
他其实并不清楚家里总共有多少存款,但清楚那笔现金的来由——父亲徐有根是红星轧钢厂的一级货车司机,月薪87元,外加至少8元补贴,出差还能攒下不少全国粮票。这些粮票没有期限,全国通用,堪称硬通货。
徐有根本打算半年存一次钱,这次临出差前特意叮嘱徐怀:把刚攒下的三百元存进银行。结果还没来得及办,人就走了。
韩云一听,愣在原地——除了范亚新栽赃的五千块,他从未听说从徐怀家搜出额外的三百元。
徐怀看他的表情,便知钱多半被某些“自己人”顺手牵羊了。但他不动声色,反而给韩云递了个台阶:“韩科长,麻烦您帮忙问问,是不是不小心混进那五千块里了?”
“放屁!”韩云勃然大怒,手按枪柄,脸都涨红了,“那五千块是我亲手点的,一分不多一分不少!你家的钱,肯定是哪个王八蛋私吞了!小徐同志你放心,我们外三分局一定给你个交代!”
徐怀心中暗笑:这位韩科长,倒是有骨气、有原则。
两人来到齐振东办公室。秘书端上茶后悄然退出。
齐振东打量着徐怀,语气诚恳:“小徐同志,让你受委屈了。现在真相大白,你可以随时离开。”
“案子能查清就好,我这点委屈不算什么。还得感谢齐局长为我主持公道。”徐怀态度谦和,并未索要赔偿。
他心里清楚:这年头,刚结束战乱不久,人命如草芥。被打一顿已是常态,还想要赔偿?能活着出来就该烧高香了。与其争那点微不足道的补偿,不如让公安局欠个人情——往后在这片街面上,有个公安熟人,比什么都强。
更何况,织田千浩这条大鱼还在水下,眼下无凭无据,贸然举报反被当成诬陷。不如先按兵不动,等证据确凿再说。
齐振东见他如此识大体,颇为意外,脸上笑意更浓:“徐怀同志,我们知道你心里有怨。为表歉意,局里特地为你争取了一个编制岗位——你愿不愿意来我们这儿工作?”
在许多人眼中,进公安局等于捧上铁饭碗,手握实权,体面又安稳。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来。
齐振东本以为徐怀会感激涕零、一口答应,谁知对方只是淡淡回了句:“我考虑一下。”
齐振东和韩云的笑容瞬间凝固。
他们看重的是徐怀惊人的刑侦直觉——若能将他招入麾下,外三分局的破案效率必将突飞猛进。可眼前这小子,非但不激动,反而显得犹豫。
“小徐,这机会难得!”韩云急了,“有什么顾虑尽管提,能解决的我们一定解决!”
徐怀笑了笑:“没什么困难,就是身心俱疲,想缓缓。”
齐振东只得压下失望,转而问道:“那你能不能告诉我,你是怎么确定范亚新把钱藏在局里的?”
徐怀略作思索,尽量不暴露超前知识:“当时我说钱在局里,他鼻孔突然张大,明显紧张了。”
“就凭这个?”两人面面相觑。
“也不全是。”徐怀解释,“我自己要是有点钱没花完,也会藏在熟悉的地方。范亚新也一样——他最熟的无非是家、单位,或者常去的几个点。我先试探他说藏在家或同伙那儿,他毫无反应;唯独提到公安局时,他慌了。对比之下,答案就差不多了。”
齐振东若有所思,愈发认定徐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若能留下他,外三分局在其他分局面前也能挺直腰杆。
又寒暄几句后,他让韩云送徐怀离开。
临别时,韩云再次邀请:“小徐同志,要是改主意了,随时来找我。”
徐怀挥挥手,大步离去。
韩云承诺,那三百元会在天黑前送到他家。此外,还额外给了些补偿——几张工业券和粮票:一张自行车票、三张两尺布票、几张香烟票。另附三斤五花肉,用油纸包好装在挎包里。
徐怀毫不客气,尽数收下。
这些票证在物资极度紧缺的年代,比现金还值钱。比如凤凰牌自行车标价一百八十元,但没票有钱也买不到。黑市上,一张自行车票能炒到几十元。
他还顺走了韩云两包“大前门”香烟,借了一双九成新的白色回力球鞋,以及一件蓝白横纹海魂衫短袖——毕竟他是半夜从被窝里被拖走的,身上只有一条藏蓝色裤衩。
至于鞋子还还不还……以后再说。
回力鞋,1927年创立于沪上,早已是国民品牌。
徐怀穿着新鞋,晃晃悠悠走在街头,一边打量着这座六十年代的城市风貌,一边凭着记忆,步行回到南锣鼓巷95号。
刚踏进大门,还没穿过垂花门,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三大爷闫埠贵的声音——正绘声绘色地编排着他。
正值下班时分,四合院里人声鼎沸。
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激昂的红歌,街坊们互相打着招呼。男人们蹲在院中抽烟闲聊,孩子们满院子疯跑打闹,一派市井烟火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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