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经、进士两科,最初都只是试策,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,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,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,明经重帖经、墨义。
所谓帖经,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,将左右两边蒙上,中间只开一行,再用纸帖盖三字,令试者填充,大抵相当于后世的填空题,墨义则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。
帖经与墨义,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,但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,进士科得第很难,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的说法。
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,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,称权知贡举。
进士及第称登龙门,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,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,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,称探花使,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,叫探花宴。
宴会以后,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,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。
唐孟郊曾作《登科后》诗: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朝看遍长安花。所以,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。
常科登第后,还要经吏部考试,叫选试,合格者,才能授予官职。
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,以博学宏词,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。
如果吏部考试落选,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,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。
韩愈在考中进士后,三次选试都未通过,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,才踏进官场。
唐代取士,不仅看考试成绩,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。
因此,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,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,叫投卷。向礼部投的叫公卷,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。
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,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《赋得原上草》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,但是弄虚作假,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。
对于常科考试中的这些项目,秦风是不太感冒的,秉承着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学好数理化、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原则,他更注重的明算。
明算,主要是考数学类,几何类的学科,比如过去的《周髀算经》《五经算》《九章律》等。
封建时代,学子们主要以习文为主,可以参加科举考试,夺得功名,从此步入官场,光宗耀祖。
正是这种普世的价值观,学子们少有人去研究科学,所以这些学科就不被重视。
但既然要改革,那便改革彻底,减弱文科类的影响,提高理科数学类的地位,这样才能让大唐的发展插上翅膀。
这只是秦风的初步构想,在未来,他甚至还打算加上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机械等学科,当然这都得一步一步来。
这一举措自然不被所有人认可,他们的子孙后代苦读诗书十数载,却突然发现科举考试变了风向,变成了人们最不愿意学习的明算,这怎么能叫他们接受。
不少人站出来直言上谏道:“陛下,那算学乃无用之功,哪比得上明经、进士学科。”
“是啊,陛下,就算我们答应,天下莘莘学子也不会答应呐!”
“陛下三思,陇西李氏、赵郡李氏、博陵崔氏、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、太原王氏,他们也不会答应的。”
将五姓七望搬出来的官员正是吏部考功员外郎荀维山,同时也是这五姓七望中崔氏家族旁系的女婿,即便如此,在朝中也是鲜有人敢惹。
要说最郁闷的,肯定是非荀维山莫属了,本来稳稳的当科举主考官,谁知李二突然宣布秦风空降,取代了他。
早知道,荀维山凭借这吏部考功员外郎之职,每年能够收受数万两的贿赂,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,是以搬出了七大望族。
荀维山这句话一出,朝中所有人都频频点头,站在了他这一边,由此可见这七大望族在朝中士子心中的地位。
然而不说这话还好,李二本就对士族门阀的过度干预插手所不满,又听了荀维山这半威胁的话,脾气也上来了。
李二用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:“好了,朕心意已决,这七大望族若是若是不服,自可来朝堂与朕对峙。”
说完,便让高士昌宣布了退朝。
恭送了李二离去,明德殿内的一应官员突然像炸了锅一样讨论起来。
说的最多的便是陛下是不是受了这新任蓝田伯秦风的迷惑,一意孤行,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五姓七望作对。
“荀大人,快些将今日陛下所作的决定告知崔氏,若是陛下真令秦风那厮主考,天下必将大乱。”
“我儿辛辛苦苦读书十载,若是考算学,那不是白白浪费了这十年光景吗?”
“……”
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,无一不是在反对着李二陛下的决定。
荀维山笑着行礼道:“诸位大人敬请放心,我一会儿便去崔氏府上,将此事一五一十的禀报,家主受密旨去江南,算算日子,也就要回来了。”
众人听到荀维山的话,顿时都放下了心,崔氏家族的现任家主崔民干,不仅是黄门侍郎,还背靠博陵崔氏,那在仕子心中,绝对是超然的地位,有他出马,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
黄门侍郎,又称黄门郎,秦代初置,即给事于宫门之内的郎官,是皇帝近侍之臣,可传达诏令,汉代以降沿用此官职。
黄门侍郎是隶属尚书省的官员,但是又是皇帝近侍,可以出入禁中,所以身份和地位较为特殊。
隋唐时,黄门侍郎隶属门下省,成为门下省的副官,唐玄宗天宝元年改称门下侍郎。
崔民干也是和程咬金等人一样,被李二一道密旨发去江南征调粮食,收获颇丰,即将回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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